作 者：威廉·鲍莫尔
来 源：微信公众号「比较」，原载《比较》第29辑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必然是偏爱创新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只会偏爱利润。
——霍布斯鲍姆，1969
当人们运用各种假说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衰退或巨大进步时，总是可以整齐地列举出一系列猜测因素——企业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如果增长放缓，人们通常认为要把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家才能的衰竭（也许是由于文化中“对成功的需要”的萎缩）。而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大家又用企业家才能的勃发来解释空前的经济增长。
本文将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假说，我认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其实，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会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的回报结构。因此，本书的核心假说是，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或者他们的目标，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当然，游戏规则及其他相应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家群体的构成，甚至改变其规模。本章我们将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着的企业家群体的才能配置上，而不是它的规模和构成（对这一基本假说的极好的分析，参见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0]的独立推导）。
该基本命题如果能够得到证据支持的话，那么它对于增长政策的制定就有重要的含义。那种认为生产率问题出自“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是令人绝望的说教，因为我们很难对企业家精神的盛衰给出解释，因此，当它衰落时，如何重新唤起这一精神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如果这是政策制定者的任务，那他们将束手无策。不过，如果仅仅需要调整游戏规则来引导企业家资源得到更加恰当的配置，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就将容易得多，而且肯定不会毫无成功的希望。本文将详细阐述，我们不但可以观察和描述那些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而且还可以对之加以更改和完善。
在此我将引用广泛的历史事例来对刚才所说的观点给予有力的佐证。然后，对有关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进行配置的一些问题进行简短的讨论。最后，本文将简要介绍那些能用来改变游戏规则的手段，以及如何以一种刺激企业家做出生产性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一点。
一、相关历史证据
有关企业家才能的经验和理论研究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能够提供什么证据呢？既然游戏规则的变化通常非常缓慢，那如果要用案例研究法来深入分析我的假说，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那些历史跨度相当长、而且包含着千差万别的各种文化和地域的实例。我们后面将基于历史叙述来展开分析，这一叙述包括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和地区（古罗马、中世纪中国、欧洲黑暗时期、中世纪晚期，等等），经济史学家们通常都喜欢拿它们来表述自己对创新及其扩散过程的看法。这些实例将说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其相对报酬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往往会发生醒目的变化，而这将深刻地影响到企业家的行为模式，最后表明，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变化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繁荣与增长存在意义深远的影响，尽管其他一些变量无疑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不能说已经是无可质疑的。然而，科学方法的标准原则是，对一个假说的证明要通过观察那些该假说试图解释的现象来完成，如果假说不成立，则无法有效地解释这些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实例来进行论证。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困惑于一些史实，比如说，古罗马社会为何没有能够将一些在我们看来它当时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进步加以扩散，并投入到广泛的实际应用？然而，在“中世纪的颠峰时期”（High Middle Ages）——一个进步和变化几乎受到排斥的时期，那些在罗马被冷落的发明却像野火一样被传播开来。我认为，关于企业家才能可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加以配置的假说，能够很大程度地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当然，肯定不能说这是全部的原因。
在进入实质性讨论之前，我要强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本章的内容并没有对经济史带来了什么贡献。我并不试图对任何特定历史事件给予解释。此外，我的分析完全依赖于第二手的材料，它们仅局限于帮助我们理解和扩展企业家才能理论，而不是要改进对有关历史事件的解释。
二、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企业家才能的配置
本章的分析建立在著名的熊彼特模型之上，该模型把企业家的作用有效地纳入到分析中，而且成为一系列重要推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有效”。不过，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它的主要缺点是很少涉及相关的政策见解。为了切实地加强它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我们需要对该模型略做扩展，以便将企业家才能配置问题包含进来。
熊彼特认为，创新（他称之为“新组合的运用”）除了纯粹的技术改进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各种形式：
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形：（1）引入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给一种产品赋予新属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相关生产部门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建立但并不局限在科学的新发现之上，而且也存在于对一种商品进行商业化处理的新方式之中；（3）开辟一个新市场，这是一个所讨论国家的特定生产部门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该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赢得一个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同样不管该来源是否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被建立起来；（5）实现任何一个产业的新的组织形式，像建立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企业家能够同时从事上述一系列任务，这一明显事实说明可以运用理论来思考，是什么决定着企业家这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任务之间的配置结果？正如传统理论对其他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配置状况的研究一样。很自然地，人们会问，什么因素影响到企业家才能在熊彼特所列举的不同活动之间的流动？
熊彼特或他的继承者之所以没有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原因大概是，对企业家资源在上述五种活动中（除了最后一项——建立或打破垄断）配置状况的分析很难有把握得到任何深刻的结论。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解释企业家活动的转变，比如，从改进生产工艺转变到引入新产品。即便出现这种变化，它对于公共福利、生产率提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一般含义也几乎是不清楚的。
为了从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分析中获得更加有意义的结果，就需要扩展熊彼特所列举的企业家活动内容，它的主要不足似乎是它还不够充分。譬如，它没有明确地包括技术转移这种创新行为，技术转移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来将业已可行的技术（通常需要做一些改良以适应当地条件）引入到某些新的地区。
对于我们的讨论而言，最重要的是熊彼特对企业家行为所列举的内容可以扩展到寻租方式上的创新行为，譬如，发现一种以前没有被用过的法律策略，而第一次使用这种策略的人能够有效地把租金转移到自己的腰包。这样的扩展对于理论分析非常有用。乍一看，把这样一种对社会具有可疑价值的行为（我称它们为“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纳入到熊彼特式创新的行列（尽管建立垄断——熊彼特把它也归为一种创新——肯定也是值得怀疑的），似乎有点令人奇怪。但很快我们会看到，这一步对于我们随后的分析极其关键。如果可以把企业家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机灵而创造性地寻找途径来增进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会关心那些实现了自己目标的行为是否同时增加了社会产出，或者实际上成为生产的障碍（该主张至少可以追溯到凡勃伦[1904]）。另外，假如可以证明，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企业家才能中获得的利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一资源在上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状况，那么把后一种活动纳入到企业家活动系列中来的理由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在此，对于企业家活动在不同类型的可能选择之间的配置过程，本文不打算进行详尽的分析。我们要论证的仅仅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起主导作用的游戏规则至少是决定企业家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该规则决定着一种企业家行为相对于另一种的报酬水平。如果这些规则阻碍着人们通过A类活动来获得大量财富，或者说，使得从事这类活动的那些人失去社会名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努力就将逐渐转移到其他活动上，我们称之为B类活动。但是，如果B类活动给社会生产或福利带来的贡献小于A类活动的话，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可能就会相当严重。
作为最后一个准备性说明，需要强调的是，发挥作用的企业家集合可能常常会发生变化。如果游戏规则开始变得更加有利于B类活动而不是A类活动，那么，并不会刚好是同一批人将自己的活动从A类转变到B类上。更有可能的是，一些拥有更适合于从事A类活动才能的个人就此就退出了企业家队伍，而那些具备适应B类活动的技能的个人则第一次成为了企业家。因此，对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之间的配置的最恰当的描述应该按照琼·罗宾逊（Joan Roinson）的方法，她曾用来分析不同类型土地资源的配置（1933，第8章）：与拼图玩具的解答办法一样，在拼图游戏中，每一块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规则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考虑本章的核心假说：企业家才能的运用有时是非生产性，甚至是破坏性的，而且，它到底是采取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还是采取更加有益的另一种，主要取决于经济中的报酬结构——游戏规则。那些由各国历史所提供的生动事例似乎相当有力地证明了下列命题：
命题一：那些决定着各类企业家行为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存在着巨大的变化。
这些事例也有力地说明（但是恐怕谈不上是“证明”）了下列命题：
命题二：根据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变化，企业家才能也相应地改变着自己的配置方向。
A、古罗马
那些寻求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罗马人所能够凭借的途径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人们注意到，他们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财富的追求是毫无保留的（例如，Finley，1985，第53-57页）。只要不涉及参与工商业，那么，获取财富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地位显赫的个人拥有三个主要的可接受的收入来源：（常常以外居地主的身份）拥有土地、“高利贷”和可以称之为“政治报酬”的收入：
“获取政治报酬”的机会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在希腊罗马史上，战利品、赔偿金、地方税金、贷款，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没有先例的征敛，以加速状态带来了滚滚财源。尽管这充实了国库，但是更多的财富落到了私人手里，首先是在那些贵族之间，然后依次比例递减，在特权市民阶层、战士，以及罗马市的平民之间进行分配……不过，如果把这归类为“腐败”或者“不法行为”，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那样，则可能是误解了整个现象。公元前51年和50年，西塞罗曾任西利西亚总督，因为为官清廉，到任期结束时，他只得到了合法的职务收入。它们总计为2,200,000塞斯特斯，这是他本人曾经提到过的（Stoic Paradoxes，49）足以过上奢华生活的一个年收入水平600,000塞斯特斯的三倍多。我们所面对的是与社会结构有关的一些东西。[Finley，1985年，第55页]
那么，谁来经营工商业呢？根据维尼（Veyne，1961）的著作，这是一个几乎由自由民来承担的职业。自由民一般由奴隶转变而来，附带说一句，他们往往终身带着社会烙印。在该作者看来，对于那些来自底层阶级的人而言，奴隶身份也许代表了一条发迹的途径。一个聪明（而且英俊）的下层社会成员可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卖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奴隶主做奴隶。然后，凭借运气、技巧和努力，他逐渐得以接近主人，也许成为他的财务总管（有时也和主人发生同性恋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主人会授予该奴隶以自由权，并且馈赠其一定的财富，由此他本人也得到了社会威望。自由人随即把财富投入到商业活动，期望等到年迈之际这些财富能够有成倍的增殖，这样他就可以仿效上层阶级所做的那样，到农村购置地产和放贷以颐养天年。很明显，这种情况绝非少数。
最后，关于罗马人对技术和生产率提升的态度，芬利强调说，“在科学和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几乎是完全的脱节”（Finley，1965，第32页）。他进一步引证维特鲁威（Vitruvius）关于建筑和技术的著作，在后者的10本书中，只有一两个不起眼的地方提到了如何节约和提高生产率的方法。芬利随后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被许多罗马的作家所重复，话说有个人（当然名字已不可考）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并且给台比留皇帝做了演示，以期获得丰厚奖赏。皇帝问该发明人，是否还有其他人知晓这一秘密，在肯定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后，发明人的脑袋马上被搬了家。台比留皇帝说道，不这样的话，黄金岂不要变得贱如粪土。真伪姑且不论，毕竟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不管是老普林尼（the elder Pliny）、还是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以及历史学家岱奥·凯细乌斯（Dio Cassius）都没有对发明家向皇帝要求奖赏，而不是找一个投资人将其发明投入生产这一点感到有什么不对劲。这样的情形难道不令人好奇吗？……我们必须反复提醒自己，从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在技术、经济及其相伴随的价值体系方面的经历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近代对外货物输出成为一种潮流。有史以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生产率，甚至效率，这些一直都不是人们的重要目标。只要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持，不管如何去界定它，其他的价值就会继续收到人们的关注。[1985，第147页]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要点在于，尽管罗马的报酬体系让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获得了财富，但同时又通过相伴随的社会身份的损失而抵消了这一收获。经济努力“既不是致富之路也不是其目标。加图的神给他指示了多条赚钱之道；但是它们通通都是政治性和寄生性的，是依靠征服、战利品和高利贷的方式；而劳动不是其中的一条，即便是企业家的劳动”[Finley，1965，第39页]。
B、中世纪中国
在中国，就像欧洲在大宪章承诺、城镇复兴及获取自治权之前的各王国一样，君主通常都宣称拥有其领土上的所有产权。因此，当统治者遇到财政困难时，将富裕臣民的财产充公完全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而中国尤其如此。一般认为，这将导致那些拥有资源的个人竭力避免将它们投资变成任何形式的有形资本存量，反过来，这又成为经济扩张的有力障碍。
另外，中华帝国将它最丰厚的财富和声望方面的奖赏赐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攀上晋升之梯的社会成员。科举考试完全专注于儒家伦理体系和书法等科目。成功的考生往往被委以庙堂高位，而任何从事工商业的个人都无法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哪怕他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不过，这些人通常会用这些资源来为子孙后代做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从而争取到士大夫官僚体系的一官半职）。换言之，游戏规则似乎严重歧视那些通过熊彼特式商业行为而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人。成功之路不在于此而在别处。
由于科举考试非常艰难，政府官员（士大夫）很难在本家族内部成功地保持这样的地位超过两到三代。书香门第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可观的财富来为其子孙准备科举考试，为此年轻人需要多年的苦读。科举考试在宋朝是每3年举行一次，而每次在所有考生中只有寥寥数百人能够成功地跃过龙门。因此，通常一些不是来自官僚家庭的考生也能够通过该渠道而功成名就（比如，参见Marsh[1961]和Ho[1962]关于中华帝国社会流动性的证据）。
对于那些通过了考试，并且随后被委任了政府官职的人来说，财富已经在等着他了。不过，他们收入的来源则基本与罗马人的大体相当：
腐败在所有贫穷落后的国家（也许更准确地说，在整个前工业化世界）都很普遍，在一个国家，如果其公务员只能依靠他们微薄的工资聊以度日的话，腐败就一定会成为该国的通病。所必需的对上级的服从态度使得官员们不可能提出更高薪水的要求，而下面的人则对他们完全没有控制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官员将从社会去盗窃国家未能向他们所提供的那些东西。按照通常的惯例，一个中国的官员只有在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和多次科举考试之后才能做上目前的职务；然后他要结交朝中权贵，为了得到官职还会负债。下一步，他要把为了前途所付出的成本从自己所管理的百姓那里榨取回来——连本带利地榨取回来。因此，官员的贪婪程度不但与等到任命所花费的时间和与他所必须打点的朝中关系以及要满足和报答的家族成员的数量有关，而且也受到其职位的不确定性的影响。[Balazs，1964，第10页]
另一方面，从事商业活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赞许，而且还要面对官员故意横加的刁难，至少从14世纪以来就是如此；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时间要早得多。巴拉兹（Balazs）告诉我们：
国家经常性地突然取缔各种形式的私营企业（从长期看这扼杀的不但是主动性，甚至也包括哪怕是一丁点的创新企图），或者，如果未能成功地及时取缔它们的话，它便接管私营企业并将其国有化。尽管士大夫们对任何发明都抱敌视态度，不过却常常把其他人别出心裁的发明成果归到自己名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只需举出三个遭受这类命运的发明例子：造纸，由一个太监所发明；印刷术，被佛教徒用来作为宗教宣传的媒介；交子（纸币），商人们方便交易的手段。
由于受到国家周而复始的干预——剥夺商业自由，没收任何积累的财富，商人阶级只好设法为自己谋利益，“商人的雄心转向成为一个士大夫型官僚，并且将其收入用来购买土地”。
C、欧洲中世纪早期
在城市兴起之前，并且在君主能够抑制贵族的好战行为之前，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主要依靠军事行动。由于土地和城堡是中世纪价值最高、最令人垂涎的财富形式，因此把贵族们之间的战争解释为主要是为了追求经济目的，看上去是合情合理的。譬如，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统治时期（可参见Douglas，1964），诺曼底和周边的法国各地区的贵族们相互之间经常企图吞并对方的土地和城堡。在威廉征服英国的过程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他们对英格兰土地明目张胆的觊觎。此外，暴力手段也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收入（被夺取的财富），贵族们用它们来维持私人的消费，并且投资到军工厂和军事设备上，如果这些军工品很难在本地生产，那么将不得不从别处购买。而在英国，由于长子继承制（最大的儿子拥有继承父亲不动产的排他性权利），那些更小的儿子如果不选择成为神职人员的话，那么，从发财的角度看，社会上没有比战争更好的可接受的选择了，而且，有时候他们的确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他是一个二流贵族的第四子，通过军事上的成功，他摇身变成了亨利二世和理查德一世时期最有权势和最被信赖的官员和超级富豪之一（参见Painter，1993）。
当然，中世纪的贵族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人。许多桀骜不逊的贵族之所以热衷于战争，明显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且，成为战争的胜利者也是他们那个社会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不过，即便现代的资本家也不是纯粹的经济人。我在此想说明的是，尽管发动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经济利益肯定也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很明显，对于那些被雇佣的军队来说更是如此，而它们给十四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此外，这些野蛮的经济活动激发了经常性的、大量的创新活动。马镫的使用对于有效的骑兵战术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城堡的建设也由木结构转变为石结构，而且由长方形变成了圆塔性（这样就不会因为损坏了某个角而倒塌）。随着石弩、长弩，以及最终使用火药的火炮被用于战场，战士的装甲和武器装备也变得极为复杂。军事战术和战略也日益成熟。这些创新可以说是那些军事冒险家的贡献，他们进行这些创新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这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明显不同于成本节约型生产工艺的采用，或者引入一个有市场价值的新消费品。那些通过暴力掠夺他人财产而发家致富的个人肯定不能增加国民产量。它对社会福利的净效应可能不纯粹是财富的转移，而是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净减少。
D、欧洲中世纪晚期
到11世纪末，相比于黑暗时代，游戏规则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复兴已经开始，它们获得了一系列自治权，君主对它们再也不能任意地征税和没收财产，而且通过赋予逃亡农奴以自由权——只要在城市定居一个很短的时间（一年零一天）——形成了劳动力大军。在教会的调停努力之下，贵族们为所欲为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一定的遏止：在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和平和（随后的）神旨休战协议（the truce of God）；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英国（可参见Cowdrey[1970]；不过，Jones[1987，第97页]认为，在英国，贵族们的一些自由军事活动还在继续，而且贯穿于16世纪都铎王室早期的统治阶段）。所有这些“为12世纪更加有组织的政府进行更明显的强化和平的努力开辟了道路”（Brooke，1964，第350页；同见第270页）。许多与农业和军事无关的活动开始获得不菲的报酬。譬如，那些负责建筑大教堂、宫殿、桥梁和要塞的一小群建筑工程师，通过为国王们提供服务已经能够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
不过，一个更加普遍的收入来源显然是水磨，到11世纪，这类磨机在法国和英国南部极为常见，随后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有关水磨的技术进步。推动这类技术进步的激励来自于磨机所有者被授予的垄断权，而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同样地，试图取得和实施这类垄断权的还有私人团体和宗教组织（参见下文）。
修道院在其中所起的经济作用则有点令人迷惑——这是我们的故事中最不清晰的部分。西多会修道院（the Cistercian abbeys）通常被认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有时他们只是接管那些由其他人所修建的磨坊（Berman，1986，第89页）。不过，西多会修道院会对它们加以修缮，建立其他一些磨坊，并且大大地推广了它们的应用；至少有的学者（如Gimpel，1976）认为，西多会修道士是技术进步的先锋力量。
在历史学家看来，为什么这类禁欲的修道会具有创新倾向？对此他们并没有现成的解释（参见Brooke[1964，第69页]，另外，康斯坦茨·伯曼[Constance Berman]在和我的一次私人交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奥威特[Ovitt，1987]认为，在12世纪，修道院努力减少或者排除体力劳动，以便能够最大可能地增加人数有限且承担繁重劳动的修道院工作人员的时间，改善技术可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对此布洛克[Bloch，1935，第553页]也表示同意）。不过，证据显示，他们的确是具有强烈热情的企业家。他们积累了幅员广大的土地；他们所畜养的牲畜群按当时的标准看数量惊人；他们的投资率出奇的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建立起水磨后他们试图占有垄断权——通过寻求合法的干涉使得周边居民不能够再使用自己的畜力设备（Gimpel，1976）；在竞争和扩张过程中，他们显得咄咄逼人，对于其他宗教团体也不会谦让——甚至对于其他的西多会修道院也是如此。存在这样的一个“记录，田园式扩张主义和由最富有的那些西多会修道院所建立的控制进入的垄断权……其代价是更小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利益受到损害……有效地排除了所有其他作为竞争者的修道院”（Berman，1986，第112页）。
和早期的资本家一样，修道士的禁欲主义——通过控制或缩减修道院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有利于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得投资达到那个时代非常高的水平。游戏规则看来给西多会式的企业家才能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报酬。尽管修道会很少获得大的馈赠，但是，他们经常地从世俗社会和教会组织得到各种形式的援助，包括豁免道路河流通行费和什一税。这明显地提高了投资、创新和各种生产努力的边际回报，而且，有证据表明，修道会总是不遗余力地利用所给予的这些机会。他们的磨机、广大的土地和巨大的畜群据记载带来了规模经济和非凡的财务回报。至少在早期，一方面，他们自我宣称恪守一种简朴的个人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追求财富的行动之中，他们可能是最早体现了“新教伦理”基本教义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书中记载的西多会修道院推动技术进步的这一记录和罗马帝国的情形显然是天壤之别。
E、十四世纪
十四世纪是一个军事行动明显增加的年代，最著名的有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因此，那些为了军事目的而产生的发明，它所得到的报酬一定是前所未有的优厚。大炮作为攻击型武器已经出现了，而装甲也做的越来越厚。很多更加精巧的战争武器被制造出来：螺旋驱动型战车、多管式机关枪、以及适于水下攻击船只的潜水服。在这个充满战争的苦难年代，一种普遍的商业冒险是组建为了金钱而甘受雇佣的军队——雇佣兵团——它们在欧洲到处游荡，支持能够开出更具吸引力条件的交战一方，而且，在战争的间歇期，当面临失业的危险时，则四处寻思采取自己的军事冒险行动，而普通大众总是受害者（Gimpel，1976，第9章；同见McNeill，1969）。显然，游戏规则——创新的报酬体系——又改变了，变得非常不利于生产性企业家才能。
F、早期的寻租活动
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也可以表现为不那么暴力的形式，通常包括各种类型的寻租活动——这类（可能的）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似乎在当今社会更加普遍。别出心裁地运用法律制度来实现寻租目的，这种行为由来已久。譬如，在12世纪有很多滥用诉讼的记录，那些水磨的主人通过诉讼来争取并最终成功地禁止了周边畜力或人力磨机的使用（Gimpel，1976）。另一个例子是：处于上下游的两个水坝的经营方，至少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反复起诉对方，直到14世纪初期，下游的一方最终成功地将另一方逐出了经营领域，原因在于后者已经无力支付诉讼费用了。
在上层社会，寻租也逐渐取代了军事行动，成为最主要的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这一转变也许可以归因于君主政体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所强加的法律和秩序。寻租型企业家才能形式多样，比较显著的是向君主请求赐予土地和垄断性特许权。当然，这样的活动偶尔对生产也是有利的，假如得到君主恩赐土地的接受者能够比前一个业主更有效地使用该土地的话。但是，在整个土地赠予过程的安排中，不可能确保大部分土地都转移到了生产率更高的业主手中。
17世纪的英国，由于反抗查理一世的起义，军事活动形式的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复兴。霍伯斯伯姆（Hobsbawm，1969）说明了这一情形是如何改变了企业家活动的报酬结构的。他认为，到17世纪末期，最富有的商人赚到的收入可能是最富有的制造业者的3倍。不过，他还表示，最富有的贵族家庭所获得的收入可能是最富有的商人的10多倍。这里的关键在于，按照霍伯斯伯姆的说法，这些贵族家庭没有一个是古代封建贵族的传承人，而都是刚刚过去的内战中圆颅党人（议会派，或者说清教徒派的支持者）的后嗣。按照这种观点，军事活动似乎再一次成为企业家最有前途的归依之道。
不过，别的历史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瑟斯克（Thirsk，1954）的研究表明，内战和王朝复辟基本没有带来财产的再分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贵族精英”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多地要依靠皇家特许权和垄断权，而不是依靠才能和企业家首创精神（Stone，1985，第45页）。按照这种解释，寻租，而非军事活动，仍然是王朝复辟时代最主要的财富来源。
到18世纪产业革命（“本次”产业革命）来临时，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按照阿逊顿（Ashton，1948）的观点，根据1624年垄断法案（the Monopolies Act of 1624），对垄断的特许基本上“一扫而光”。而且，按照亚当·斯密（1776）的说法，到18世纪末，英国比其他地方存在更少的垄断权。尽管在一些工业繁荣起来的地区，特别是在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从事实业活动仍然被认为多少有点丧失体面，但是其程度已大大降低。有人（Lefebvre，1947）写道：“在法国上层社会的贵族阶级……非常嫉妒那些通过资产阶级方式发财致富的英国封建领主”，而在法国，“如果某个贵族从事商业或某个具体职业，那么他的名誉会‘受到贬损’，而沦落为普通百姓”（第11页）。不过，也有人（Schama，1989）认为，“即便大致研究一下18世纪的法国经济…也会发现，贵族阶级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金融、商业和工业之中——肯定和英国贵族差不多……1765年，一道皇家法令正式扫除了他们参与工商业最后的形式上的障碍”。在英国，长子继承权迫使贵族家庭更小的儿子去从事工商业，此时它显然对这类活动赋予了更大程度的尊重，尽管受尊重的程度仍然有限，但肯定是过去所不能达到的。
上述所有讨论的核心观点看上去很清楚——也许回头来看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企业家才能体现为以创造性的方式去追求社会地位，而不去关心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可以预见，报酬结构的变化将改变企业家活动的性质，有时这种改变会非常彻底。因此，对于在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三种活动中，企业家才能将主要配置到何种活动之上，游戏规则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四、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上的配置作用重大吗？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本章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上的配置，将对经济中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发明的扩散程度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影响。
很难相信，一个把企业家才能引导到非生产性方向的报酬体系不是产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重大障碍。然而，历史不允许通过一系列可控制试验来对该命题进行检验，因为正如命题中所说的那样，其他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产生重要作用。我们仅仅能够关注，一个经济体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水平和该经济中创新记录所体现的活力之间的是否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历史学家认为，在18世纪的产业革命——它对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非常有启发性——发生之前，曾经存在过多次“接近发生的产业革命”（Braudel[1986，第3卷第542-556页]；一个更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参见Coleman[1956]）。他们认为，这些萌芽状况的产业革命中有两次从来不为人所知，另有两次若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看则是相对成功的。我将给出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论断，不过读者们一定要清楚，某种程度上这里总结的许多观点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早就被讨论过了。
A、罗马和希腊化的埃及
我在前面的讨论中引用了古罗马及其帝国的例子，它的游戏规则不利于生产性企业家才能。让我们用该社会中有关创新活动活力的证据和其游戏规则进行对照。亚历山大港历史博物馆是反映罗马帝国技术创新情况的中心。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个城市事实上就知道当今所使用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机械传动装置，包括可以应用的蒸气机。但是，它们似乎都只是被用来制作各种精巧的玩具。而蒸气机则仅仅用于开关神庙的大门。
罗马也已经出现了水磨。这一定是18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工业发明了，因为（除了水上交通中帆的使用外）它第一次提供了除人力和畜力之外重要的动力来源：“它可以超过任何其他过去已知的资源生产出大量而集中的能源”（Forbes，1955，2：99）。类似于蒸气在最近几个世纪所发挥的作用，水磨也带来了一种希望，在此基础上，罗马经济的生产力本可以得到跳跃式提高，就像水磨在11、12和13世纪的欧洲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一样。然而，芬利（Finley，1965，第35－36页）引用怀特（White，1962）的资料认为，“尽管水磨在公元前1世纪就被发明了，但证据表明，直到公元3世纪它才被大量使用，而它得到普遍使用则是直到5和6世纪的事情。另一个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4世纪结束以前，它被应用到了其他的产业上，而且，只有单独一项资料提到，在特里尔（Trier）附近有一台大理石切割机，而这项资料还很不可信”。
可惜的是，有关罗马技术停滞的证据是零零星星的，而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相比于在商业和制造业上的技术改进，历史文献可能低估了罗马人对农业技术改进的专注程度。尽管如此，下面的引文应该说概括了大多数专家的观点：“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的是，为什么中世纪的地主比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主明显要更加具有进取心？尽管后者基本上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而且有更好的机会从事技术和科学发明活动，只要他愿意这么做的话”（Brooke，1964，第88页）。因此，至少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能够从这一古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中找到部分解释：该规则虽然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但是却极端地阻碍人们通过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运用来追求财富。
B、中世纪中国
古代中国所涌现的大量发明（在1280年它被野蛮的元朝征服之前）构成了最早的潜在产业革命之一。在中国的这些众多技术贡献中，人们通常能够列举出造纸、指南针、水车、精密水表，当然还有火药。然而，尽管宋朝显得很繁荣（可参见Liu和Golas，1969），有的历史学家还是认为，这些众多的发明并没有哪一项带来了明显有别于商业的工业的成长和繁荣，以及一定程度社会的全面繁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中国，游戏规则同样不太有利于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巴拉兹（Balazs，1964，第53页）总结道:
要想更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主要缺的不是机械技术或科学态度，也不是充分的财富积累，而且广泛的私人企业家。这里没有个人自由和对私人企业的保护、没有保障除了国家权利之外的权利的法律基础、没有除了地产之外的其他投资方式、无法保证人们免受官员肆意征敛之患，以及免受国家的干预。但是，也许最大的抑制因素是国家官僚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声望，它从一开始就摧残了资产阶级使自己与众不同、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并且为争取在社会中具有自决地位而斗争的任何努力。因此，那些准备并且勇于承担风险的自由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从来就是十足的例外和另类。
C、“黑暗时代”的缓慢增长
从查理曼大帝去世（814）到10世纪末之间，这是一个以增长缓慢而著称的时代。尽管它发展缓慢，即便如此，这一时代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经济进步，这些进步包括农业技术改进的开始，像马蹄铁、全套马具和马镫的使用，（深耕用）重型犁的采用，以及用马力代替牛力。农民之所以能够移居到人口更稠密但远离农田的社区生活，这些技术进步可谓功不可没（参见White，1962，第39页及以下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应该是一个与18世纪产业革命——我们后面对此还要详细讨论——相比发展明显迟缓的时期（Gimpel，1976）。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期，军事暴力是企业家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这段时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但是，它肯定不是不重要的因素。
D、“中世纪颠峰时期”
前人对中世纪晚期成功的产业革命（以及相伴随的商业革命，它得益于像复式记账法和汇票[de Roove，1953]等发明）已经发表过许许多多的看法。中世纪晚期长达两个世纪，其历时之久与我们所处的工业时代大体相当（参见Carus-Wilson，1941；White，1962；Gimpel，1976）。
也许这次产业革命的最大特点体现在不寻常的动力来源——水磨上。水磨遍布英格兰南部乡村和巴黎的塞纳河两畔（可参见Gimpel，1976；Berman，1986）。磨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碾磨谷物的设备，而且可以完成数量惊人的各种其他工作，涉及到非常多的机械设备和复杂的传动装置。它们用于挤压橄榄、捣鼓麦芽浆以生产啤酒，碾碎布料来造纸，锯木材，锤炼金属和毛织品（作为“漂洗”工艺——清洁、洗涤和挤压毛纺产品以使它们变得更加结实、毛线更加紧凑——的一部分），打磨硬币，抛光装甲，以及带动鼓风炉的风箱。这些机械装置涉及到各种形式的精巧设计。传动装置被用来将水车高效的垂直循环运动转变为磨石的水平循环运动。凸轮（安装在水车车轴上的一个部件，它以与转动轴成直角的形式凸出于车轴之上）则用来抡起锤子进行反复且自动的锤打（很明显，古人已经知道这一点，但是并没有用在水车上）。一个从轮轴末端伸出的手摇曲柄将轮子的循环运动转变为来来回回（往复）的运动，以进行锯切或带动风箱。这些机械技能和知识中最复杂的产品是机械钟，它出现于13世纪末期。正如怀特（White，1962）所总结的那样：“达芬奇之后的四个世纪，即直到因为电能需要一系列辅助性设备为止，很少有人从事发现基本技术原理的研究活动，而更多地是对那些列奥纳多之前四个世纪所出现的发明进行挖掘和改进。”
在一个农业可能占据了大约90％人口的时期，12和13世纪工业的扩张其本身很难使生活水平出现急剧提高。进一步说，从我们所略知的18世纪初欧洲人均GDP的数据可以推断，此前的6到7个世纪的平均增长率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如果说从11世纪起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而18世纪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那么，11世纪的大部分人肯定是处于饥馑的状态。
即便如此，12和13世纪的工业生产仍然是相当可观的。按照吉姆佩尔（Gimpel，1976）的说法，在14世纪初，巴黎塞纳河不到一英里的河岸上有68台磨机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固定在格兰桥（Grand Pont）上的水上浮动磨机。冶金业也相当活跃，这导致欧洲的大量森林被砍伐，木材价格一路上涨，人们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煤炭（Nef[1934]；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在15和16世纪之前，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有关时间的其他一些问题，可参见Coleman，1975）。总之，12和13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一个绝对勿庸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工业生产的报酬得到了改善，这提高了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活力。
E、14世纪的倒退
在14世纪，所有这些令人乐观的活动都终止了（参见Lopez[1969]，以及Gimpel[1969，第9章]），对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把它和企业家才能联系起来。首先，根据对冰川的研究得知，当时的平均气温下降了，这可能导致了农作物减产（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业产出之间的历史关系其实并不明确），并且带来了其他的苦难。瘟疫再次降临，人口大量死亡。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有两个相关的社会根源（Human origin）的变化。第一，教会对新思想和其他对自由的表现采取了禁锢措施。罗杰·培根本人也受到了约束。那个新的思维方式能够带来报酬和社会地位的时代明显结束了。第二，14世纪爆发了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与此相关，对从事军事活动的冒险家的报酬提高了，如果要说这不是经济倒退的部分原因，恐怕也与理不符。
F、对“我们”正经历的产业革命的评论
最后，几乎无须赘言，开始于18世纪且持续至今的“本次”产业革命给实业家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尊重，其程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时期出现的产量扩张也同样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事实无疑是无数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也许永远也无法全部被发觉出来，而且它们各自的作用也无法一一分清。不过，产出增加和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很高的经济性和社会尊重性的回报之间仍然存在联系，这一点确实具有很强的启发。按照命题三，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对于一个经济中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的确确会产生重大作用。
五、当今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各种渠道：微妙的天平
当前，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表现为各种形式。常常借助诉讼和接管等活动进行的寻租、各种逃税避税努力，它们目前构成了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主要威胁。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丑闻而曝光的那些“套利者”所积聚的巨额财富有时确实是对非生产性——偶尔非法但是创新性——活动的报酬。公司管理层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律诉讼和反诉讼之中，而且，诉讼往往用来挫伤或阻碍对手在竞争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活力。由法庭所掌握的巨额裁定有时高达数十亿美金，它既可以让赢者心花怒放，也可以让输家倾家荡产。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企业家就将更愿意选择律师而不是工程师作为自己最亲密的顾问。这会导致企业家真的去花费数百万美金来打一场官司。结果是，每个企业家都会赶在别人起诉自己之前就要第一个提起诉讼。（关于一个广为人知的两个企业之间的法律大战所带来的部分社会成本的量化说明，参见Summers和Cutler[1988]。）
同样，税赋也能够起到重新调整企业家努力的作用。正如林德贝克（Lindbeck，1987，第15页）所发现的，“高税收社会的问题不是难以致富，而是难以通过正常生产体系的生产性努力方式致富。”他引用的导致企业家才能重新配置的例子包括“‘巧妙’的投机性金融交易，尽管不能对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带来多大（如果有的话）的贡献”以及“像毒品交易这样的非法‘商业领域’”。
引证这些活动，并不是要说明近年来寻租活动在不断扩大，也不是要表示接管竞标或私人反垄断诉讼总是属于非生产性活动。我仅仅是要提醒人们，在什么状态下寻租活动最有可能出现，换言之，政策制定者如果想把企业家才能转向更具生产性的渠道，那么他们应该关注什么。
在此，我重点要提请注意的是，确实会发生下面的现象：接管威胁有时会被人用来作为进行讹诈的手段；法院也会成为合法地设置竞争障碍来获取租金的手段。这些现象绝对不是罕见的。因此，这的确会吸引企业家将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运用到非生产性方向上去。然而，接管会惩罚无效率的管理层，而反垄断干预有时是正当的，能够提高生产率。所以，不太容易做到的是，既要改变游戏规则以劝阻企业家不要把才能运用到这些活动上，而同时不会破坏这些制度的合理功能。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在此我并不想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分析。不过，在下一节我将提供一些相关实例。
六、游戏规则的改变和企业家目标的改变
这里讨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企业家努力的重新配置成为社会政策目标，那么，相比于调整企业家或潜在企业家自身的目的而言，改变决定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将更加容易实现该目标。我甚至更进一步，用同样的术语来刻画本讨论所提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那些目标。如果说这意味着罗马时期追求财富的元老、中国宋朝的官员，以及美国19世纪后期的实业家们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人，似乎显得有点荒谬。然而，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远甚于不经意的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过，即便假设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非常之大，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没有太大作用，因为他们不可能规划一个长达数个世纪的方案，而且，他们显然也很难在文化影响力和偏好结构方面产生深远的改变。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假定企业家的目的是给定的，然后强调调整不同活动的相对报酬结构。我认为这应该是更好的研究路线。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具体调整游戏规则的过程，我认为，即使要回答这样一个难度更小的问题，也超出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各自学科范围内所具有的能力。有许多著作讨论中世纪早期行将结束时贸易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只要回顾一下这些充满争论的文献，就知道我们离可靠的答案还有多远。像外敌入侵和未曾预料的气候变化这些外部影响因素肯定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我们的主题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考虑那些能够迅速且深刻地改变这些游戏规则的措施会容易一些。
譬如，我认为，减少议会在《垄断法案》中所强加的对垄断的王室特许权，将大大减少在17和18世纪的英国进行寻租的机会，也将使得相关的企业家将他们的努力转向改进农业和发展工业上面。即便不能导致同一个企业家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将努力由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上，但假如它提高了寻租者的失败率，同时没有阻碍另外的企业家选择从事生产性活动，那么，结果也大致一样。同样，税收规则也可以用来调整企业家的努力方向。例如，有人认为，如果对资本利得税做一个“收入中性”的修改，显著提高短期持有资产的税率而降低长期——比如2年甚至以上——持有资产的税率，那么，企业接管活动就将充分地调整到提高生产率，而不是阻碍生产率的方向上来。如果改变一下规则，要求在私人反垄断诉讼中，如果发现被告企业并没有违反法律，那么原告企业必须承担双方的诉讼成本（有的国家就是这么做的），那肯定会降低把诉讼当成阻碍有效竞争手段的发生频率。
正如前面说过的，在此我们无法对相关领域的理性政策设计展开充分的分析。前面的简要讨论其目的实际上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能够找到各种明确的措施来有效地改变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是想对这些措施给予正确阐述。刚刚列举的这几个例证应该已经让大家相信，原则上存在各种可检验的措施，确实能促使企业家将其注意力转移到生产性方向上。这一假说的可检验性表明，我们的讨论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同义反复，另外，在对有关企业家的文献进行广泛搜索的过程中，我发现，讨论企业家才能可配置性的参考资料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一点也说明它并不是完全不证自明的。
七、结论性评述
显然，关于这一主题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讨论；不过，我们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来说明，只要对熊彼特模型略作扩展，把决定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上如何配置的因素纳入进来，就可以极大地丰富该模型；而且，与这一模型扩展相关的假说也不是无的放矢，即便这些材料并不构成对该假说的正式检验，而仅仅是比较有力的“证据”而已。很容易证明的一点是，所讨论过的每一个假说都明显具有某些政策含义。
因此，几个主要的假说（命题1－3）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这些假说认为，那些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决定企业家才能到底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这又将严重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是否具有增长的活力。总之，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法律和合法程序，直接决定着通过诉讼过程进行寻租这一类活动是否能够获利。因此，对航空业放松管制，或者采用更加理性的反垄断规则，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最后一个例子来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日本单位人口的律师数量和经济诉讼案件都很低，这一事实常常被认为是日本经济的明显优势，因为它至少减少了一部分用于寻租的资源。这种差异常常被归结为国民性，即文化上对诉讼的厌恶。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更仔细的观察会发现还有别的影响因素。在美国，像三倍罚金这类法律制度提供了太强的激励，使得企业喜欢滥用违反反垄断法的诉权对别的企业提起诉讼，而在日本，相关的制度安排完全不同。日本的任何企业在对别的企业以反垄断名义提起诉讼之前，必须要先获得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的批准。但事实上，获得批准的情形极少。而且，一旦被拒绝就没有上诉的法律途径。
因此，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设法将企业家活动调整到更具有生产性的目的，我们不必耐心等待缓慢的文化变迁。正如刚刚引用的日本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同样可行的方式是改变游戏规则，消除那些不合意的制度性影响，而增强那些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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