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哲学家朱锐的最后一课:
照见生命深处的豁达
恋爱关系是关怀
2024年8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直肠癌的化疗期间,他仍在授课、口述记录、对谈。《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正是源自作者朱锐在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汇集了他在哲学研究领域30余年的思考。从大学教室到安宁病房,他将最后的时间转为生命的渡口,用哲学的理念和生命的实践阐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死亡的积极性的理解,希望给予读者一个多元的生命视角,重新理解生命、理解生活、理解自己,用哲学和艺术的态度来直面生活中的终极挑战。
年轻人:我(或者说很多年轻人)总是会思考什么是爱,到底应该怎样去爱一个人,两个人如何一起度过有限的生命。您怎样理解现代人的爱情呢?
朱锐:爱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纯洁无瑕,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年轻时,当你被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等现实问题裹挟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不到爱情的存在,但是那种爱是值得回味、值得经历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关键是要有爱。如果是纯粹为了工具性的目的去做一些世俗上你认为该做的事,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爱情是为他人而活着。人类的恋爱关系就是关怀,主体的一种主动的退场,也是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像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曾提出意义疗法,指导当事人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爱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不要躲避爱,要拥抱爱,让自己被爱包围,然后尽量用自己的爱去感染别人。
年轻人:关于爱情,我们有时也会使用另一种表达体系,与利他相悖,是一种占有,就像电影《新桥恋人》里面那样,他们一定要彼此占有。
朱锐:占有也是爱的一部分,并不冲突,反而更有张力。爱是复杂的。占有欲带有主体本身的侵略性,强调排他。没有占有欲的爱,我会怀疑它是不是真的爱情。
年轻人:您怎么理解浪漫主义的爱情?
朱锐:浪漫主义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在历史上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这让我想到拜伦,他是我心中的英雄。1810年,22岁的他曾为了缅怀一对希腊神话中的恋人,单枪匹马横渡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他为希腊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前往希腊的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英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仍有一定偏颇之处。这当中有太多“我”在里面。
年轻人:您说拜伦是您现实中的英雄,我想追问一个普鲁斯特问卷中的问题——谁是您心目中小说里的英雄?
朱锐:《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他的人物形象有深度、有复杂性,残忍,有占有欲,当然有时又是无私的。他和凯瑟琳的爱超越生死,至死仍然在一起。这种爱情带来的是一片血迹,走过的是荆棘的道路,留下的是各种各样残忍的“遗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他的疯狂、独立、残忍、奉献,他才是一个伟大的(虚构作品中的)爱人。
年轻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被视为英雄,一定是具有某种感召的力量,为我们不可为之事。您觉得希斯克利夫身上也有这样的特质吗?
朱锐:他的爱带有偏执性,疯狂且忠贞不渝。其实对于任何我们视为事业的事,我们都要有这种坚守的态度,保有一定的偏执、疯狂,以及勇往直前的、忠贞不渝的爱。
读书是最好的捷径
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进入大学,最先要知道的不是自己想读哪些书、学哪些知识,而是要先给自己做一个规划,比如我毕业后是去考公务员,是读研,还是出国留学,这是我身边的一个现象。您觉得上大学对一个个体来讲,它原本应该承载的意义是什么?
朱锐:我的孩子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曾经问他能不能考虑不上大学,他惊呆了,因为他发现我的确是在认真地和他讨论不上大学的可能性。事实上,大学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古代社会没有大学,现在的大学源自19世纪的德国文化。1810年,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成立,著名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创造了“柏林大学模式”,弘扬“科学、理性、自由”的精神。洪堡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现代大学的“三原则”写进了学校章程。
大学和所有的社会机构一样,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你得去满足它。至少到目前为止,上大学还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以社交、看世界,拓宽自己人生的维度。当然,上大学不是目的,目的是读书、开阔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成大写的人。
读书永远是最好的捷径,向别人学习,听优秀者的意见,慢慢地,你的眼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用我病房清洁工的话来说,那时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谈吐”,而不是“吐痰”。
年轻人:您说读书是一种捷径,那么您走过弯路吗?
朱锐:肯定走过,每个人都会走。走弯路不是坏事,遇挫折也不是坏事,但是无谓地消耗生命,浪费时间是坏事。我小时候非常讨厌学习,觉得学习很没意思,不是因为学霸的烦恼,而是学渣的自我安慰。直到后来,我15岁上大学,开始自己翱翔,“翼装飞行”。大学期间我也不怎么去上课,而是成天到晚地读书,最快一天就能看完一本。
我在教育孩子时总是画大饼,从来不教他们细节该怎么做。细节上,他们自己做肯定比在我的指导下做得更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种大饼,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环境和社会,给弱势群体做贡献。让每一天活得有内容,积极地改变,让世界更美好,这就是我的大饼。
年轻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活着还是应该给自己画一张有价值的大饼。
朱锐:我个人认为父母指导孩子应该不断地真诚地画大饼,而不是去教那些细枝末节的处世之道。小孩比你聪明,小孩知道的比你多,小孩知道怎么应对,即使不知道,你也教不会他。但是要让他走正道,要让他与人为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我的大饼。
年轻人:我朋友曾问我,如果有人能告诉我未来具体是什么样的,我想不想知道。我想了很久,觉得我不想知道。我的“不想知道”包含了一层害怕在里面。如果命运终将到来的话,我不想提前为它准备什么。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考虑?
朱锐:我也不想知道,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确定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不确定性是生命的活力、激情、爱、关怀……一切的来源。如果生命是确定的,那么你只能接受,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谈不上自由,谈不上翼装飞行,更谈不上骑马了。
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儿
年轻人:对于您来讲,人生中最迷茫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朱锐:中年。那时面对家庭与事业的冲突,不再对生活掌有完全的自主权,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没办法取得平衡,大部分时间都在接送孩子、通勤的路上,工作的安排被打乱。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只能看到糟糕的交通,每次送孩子上学要迟到时,都会觉得糟透了,孩子要迟到了。但是现在回看,才发觉那是一种不必要的迷茫,现在,能看见孩子,我都会觉得太幸福了。
年轻人:关于和孩子相处,您有什么想聊聊的吗?
朱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满心期待,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大儿子也才三五岁的年纪,那时我还在跟小朋友磨合,所以我有时会陷入自我怀疑。那时我想象不到他们长大后的模样,眼中只有拥堵的交通,以及感觉自己的时间彻底不够用了。但是,这种疑虑和担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散。
关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自己确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点,培养孩子的自尊。一个人的尊严是永远不能放下的——永远不要允许别人践踏你的尊严,也不要允许自己在任何时候放弃自己的尊严。
第二点,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第三点,不要为自己活着,要为社会、为他人活着。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小提醒他,注意培养自己的外在形象。在公共场合,他需要知道怎么样选择恰当的行为举止。
第五点,做一个灵魂有趣的人。
第六点,时刻尊重他人,不管他是谁,尊重所有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父母来说,一定要相信孩子比大人聪明,孩子的接受能力比大人强,所以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孩子,而是要充分相信他们。大人需要明白,看见孩子受挫折不是坏事,但是要保护他们,提醒孩子谨慎交友,不要跟坏人打交道。
很多父母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撒谎,事实上那是很正常的,撒谎是智力发展的一种表现,但是不要让孩子自我欺骗,对自己撒谎比在社会场合下撒一些小谎危害大得多。
父母和子女之间更要讲诚信,如果父母要求孩子今天只弹一个小时钢琴,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那父母一定要履行诺言。孩子是否履行,父母不用管,也不用监督,不用去窥探他的隐私,必须尊重他的隐私,但是“兑现”的时候,如果孩子没练琴,他自己自然没话说。对于事先约定好的事,如果孩子没有做到,那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父母的决定。主体是孩子,而非父母,父母只是监督人。因此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尊严,要相信孩子,允许他犯错,但是要帮助孩子建立诚信的、不自我欺骗的习惯。如果孩子跟你说他去写作业,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孩子就是在自我欺骗。我会对孩子说:“你骗我无所谓,但是你既然说了要做一件事,你应该尊重自己的言说。”
很多父母会偷偷翻孩子的日记,用一种威权的方式检查孩子是不是用功读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孩子:“我之所以不干涉你,是因为我信任你。”和孩子打交道是非常难的,我和我的孩子也磨合了很久,父母和孩子都在学习。不要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要将孩子的意志放在第一位,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以他为骄傲。要学会尊重孩子,也让孩子学会尊重你。如果父母讲话没有诚信,孩子是不会尊重你的。
年轻人:如果现在您可以重返课堂,您想给学生哪些嘱托呢?
朱锐:第一,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包括死亡。第二,要时刻记住为社会做贡献,不要为小我所困。第三,要与人为善,不能踩着别人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我告诉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做学问就像苦海行舟,需要强大的毅力,不适合所有人,甚至可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适合,但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你就必须主动地阅读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图书,你迟早能从这种艰辛中体验到精神的满足和升华。
(本文摘选自《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发布于：北京